事前合谋受贿共犯如何认定_受贿犯罪未遂问题研究 ——兼论“为他人谋取利益”之要件?共同受贿犯罪如何认定?

时间:2020-09-01 18:25    分类:刑事律师资讯
京师王海英律师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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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受贿犯罪如何认定?受贿犯罪未遂问题研究——兼论“为他人谋取利益”之要件?事前合谋受贿共犯如何认定_新类型受贿犯罪的预防对策?事前合谋受贿共犯如何认定?如何认定事前合谋受贿共犯?共同受贿的,对参与者的刑罚不是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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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受贿犯罪如何认定?受贿犯罪未遂问题研究 ——兼论“为他人谋取利益”之要件?事前合谋受贿共犯如何认定_新类型受贿犯罪的预防对策?

事前合谋受贿共犯如何认定_受贿犯罪未遂问题研究 ——兼论“为他人谋取利益”之要件?共同受贿犯罪如何认定?  第1张

事前合谋受贿共犯如何认定?

如何认定事前合谋受贿共犯?

共同受贿的,对参与者的刑罚不是以分赃所得数额为量刑的依据,而是按受贿的总额为参与者量刑的依据。如共同受贿20万元并由多人均分的,只要是参与者,都按共同犯罪的总金额为量刑的依据,不是以分得赃款数额为量刑依据。

《刑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

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非特殊身份人员能否构成受贿罪的共犯

从我国刑法的规定来看,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1)、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国家工作人员,非国家工作人员不能构成本罪主体。

(2)、主观方面是故意行为,过失行为不能构成。

(3)、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

(4)、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受贿罪的主体和客观方面的特征决定了它是身份犯。所谓身份犯,是指法律规定的以行为人在行为时所具有的特定身份为定罪要件或法定量刑情节的犯罪。受贿罪的身份犯显然是定罪要件。它不同与其他一般主体构成的犯罪。它以国家工作人员作为特殊主体,非国家工作人员不能构成受贿罪。

在受贿罪的共同犯罪中,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利用职务之便,实施受贿行为。成立受贿的共犯,是毋庸质疑的;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是否构成受贿的共犯,即身份犯与无身份犯能否构成只有特殊主体资格才能构成的共同犯罪,理论界有不同的看法:

第一种观点:非特殊身份人员不能构成受贿罪的共犯。法律依据是全国人大常委会1988年1月21日《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补充规定》第四条第二款规定:“与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的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互相勾结,伙同受贿的,以共犯论处”。在本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与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的工作人员或者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相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而1997年刑法中却只保留了内外勾结的贪污罪共犯,即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款:“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实际上等于取消了《补充规定》对受贿罪共犯的规定。本着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原则,应该认定无身份犯不能构成受贿罪共犯。

第二种观点:1997年刑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无身份犯能否构成受贿罪共犯的问题,但在刑法分则无特别规定时,应适用刑法总-则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这是总-则和分则的关系所决定的。参照共同犯罪的有关规定和分则中关于贪污罪共犯的规定,对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相勾结,伙同受贿的,仍应以受贿罪的共犯追究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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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前合谋受贿共犯如何认定——受贿犯罪未遂问题研究 ——兼论“为他人谋取利益”之要件?

【论文摘要】:犯罪形态是受贿犯罪中的重要问题。目前,关于受贿罪的既遂标准尚存争议,本文拟从对犯罪未遂的判断标准以及对受贿罪侵犯客体的分析论证出发,分析受贿犯罪的既遂条件。提出受贿犯罪成立既遂的首要条件是实际取得财物,在此基础上,收受型受贿和斡旋受贿都应该分别根据法律规定完成为他人谋取利益”和向其他国家工作人员提出要求和请求”作为犯罪既遂的条件。其中对收受型受贿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成立条件,本文持承诺说”,意即行为人一旦收受财物并承诺将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即构成受贿罪的既遂。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为更好的维护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参照国外立法例,取消受贿罪的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是消除学说界以及实践中分歧的根本之途。【关键词】受贿罪;未得逞;为他人谋取利益。我国刑法中的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作为一种故意犯罪,受贿罪也具有犯罪的既遂、未遂等犯罪形态。在刑法理论和实践中,对于如何区分受贿犯罪的既、未遂形态存在各种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作为量刑的一个重要情节之一,如何认定犯罪的既、未遂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一、犯罪的未遂犯罪未遂,是指已经着手实施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犯罪形态。可见,犯罪未得逞”是犯罪既遂与犯罪未遂相区别的基本标志。所谓犯罪未得逞”,目前我国刑法理论通说主张构成要件说。[1]但在理论上,对未得逞”仍存在很大争议。除通说外,还有观点认为,犯罪未得逞,就是指没有发生法律所规定的犯罪结果;第三种观点认为,犯罪未得逞,就是指没有达到犯罪人主观上的犯罪目的,即通过实施犯罪行为所追求的结果没有发生。笔者认为,以上三种观点都值得商榷。如果将犯罪未得逞”理解为犯罪人预期的犯罪目的没有实现,意味着犯罪未遂与既遂完全取决于犯罪人的主观认识,而同一行为可能是由不同的人基于不同的犯罪目的而实施,将犯罪目的作为标准,可能导致主观归罪。如果将犯罪结果是否实现作为犯罪既未遂标准,与我国刑法中规定的注入举动犯、行为犯、危险犯等有些犯罪的成立不以犯罪结果的发生的规定相违背。将犯罪构成要件是否齐备作为犯罪既未遂的标准虽然是通说,但我们不能不说犯罪构成学说本身就存在晦涩之处。犯罪构成是区分此罪与彼罪的界限而并非同一个罪中完成形态的标准。何谓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深究下去,似乎又要重新回到主观方面、客观方面的各个因素如主观目的、犯罪结果等是否完全齐备的问题,因为犯罪的既未遂在主观的心理状态和客观的行为方面均没有差异,同时,刑法分则中具体犯罪以犯罪的既遂为模式,构成要件说的观点让人怀疑是将犯罪构成与刑法分则具体犯罪的既遂模式相混淆。笔者认为,考察犯罪是否得逞,应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首先应考察行为人的犯罪目的是否实现,因为从词义上看,遂”的基本意思就是顺”、如意”;此外,从客观方面考察,行为性质所决定的社会危害性有没有发生。法律上规定危险犯、举动犯、行为犯等犯罪正是由于不管这些犯罪有没有犯罪结果的发生都已经有了相当的社会危害性,也即受到刑法保护的某种利益或者社会关系受到了侵犯。在下文中,笔者将讨论受贿犯罪中的既未遂问题,基于以上论述,笔者在考察受贿犯罪的既未遂问题时,将不再从受贿罪的犯罪构成入手来考量具体的犯罪是否符合完全的构成要件。二、我国刑法对受贿犯罪的规定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和第三百八十八条对受贿犯罪的情形作出了规定,总结起来,受贿罪有四种不同的构成形式:(1)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构成的受贿罪(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二款);(2)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构成的受贿犯罪(索贿,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3)、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构成的受贿罪(收受型受贿,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4、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务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构成的受贿罪(斡旋受贿,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

事前合谋受贿共犯如何认定——共同受贿犯罪如何认定?

根据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伙同受贿的,应当以受贿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责任。非国家工作人员是否构成受贿罪共犯,取决于双方有无共同受贿的故意和行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向国家工作人员代为转达请托事项,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告知该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国家工作人员明知其近亲属收受了他人财物,仍按照近亲属的要求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对该国家工作人员应认定为受贿罪,其近亲属以受贿罪共犯论处。近亲属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的,构成受贿罪共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指定他人将财物送给其他人,构成犯罪的,应以受贿罪定罪处罚。

事前合谋受贿共犯如何认定——新类型受贿犯罪的预防对策?

7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了各种新类型受贿行为的定性处理。《意见》的出台,有利于及时查处、依法惩治各种新类型受贿犯罪活动,加大打击腐败的力度。同时,《意见》对各种具体受贿行为的细化以及罪与非罪的界定,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活动划出了界限,有利于统一认识,预防类似犯罪行为的发生。

一、新类型受贿犯罪是腐蚀性极强的犯罪形态

两高《意见》明确了十种新类型受贿犯罪,笔者将之概括为十种形态:1.交易型。即《意见》第一条关于以交易形式收受贿赂问题。2.干股型。即《意见》第二条关于收受干股问题。3.合作型。即《意见》第三条关于以开办公司等合作投资名义收受贿赂问题。4.委托理财型。即《意见》第四条关于以委托请托人投资证券、期货或者其他委托理财的名义收受贿赂问题。5.赌博型。即《意见》第五条关于以赌博形式收受贿赂的认定问题。6.挂名工资型。即《意见》第六条关于特定关系人挂名”领取薪酬问题。7.他人收受型。即《意见》第七条关于由特定关系人收受贿赂问题。8.实际占有型。即《意见》第八条关于收受贿赂物品未办理权属变更问题。9.上交退还型。即《意见》第九条关于收受财物后退还或者上交问题。10.期货、期权型。即《意见》第十条关于在职时为请托人谋利,离职后收受财物问题。

上述十种新类型受贿犯罪对国家公职人员腐蚀性极强,主要表现为:1.市场化特征明显。交易、合作、股份、委托理财、期货期权等都是市场常见的经济活动,现在都被引入到了行受贿的职务犯罪活动中来。2.社会恶俗味极浓。上述新类型受贿犯罪,很多是由社会上不良风气升级演化而成。如赌博型、挂名工资型受贿犯罪等。3.犯罪的隐蔽性强。正是由于其市场化特征明显,加之与人们常见的社会不良风气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这类犯罪往往不易为人所察觉,同时,由于以前法律规定不明确,更使人难以预防。

二、新类型受贿犯罪形成的深层原因

新类型受贿犯罪的产生有其深刻的政治、社会和法治原因。

(一)从政治层面看,是部分国家权力对市场资源过度集中控制的结果。目前,我国社会经济处在转型期,国家权力对社会市场资源的控制方式发生变化,这种控制总体讲是市场对资源起配置作用,但部分国家权力依然集中控制着大量市场社会资源。由于权力对资源的控制,使相当多的部门和国家工作人员手上有了权力寻租的本钱,权力挟带着私利渗透进市场,致使私利严重地侵害着公权。特别是一些权力部门在制定部门规章、制度时,常常挟带着自己的私利在运行,从而使得私利合法化,进而通过这些规章、制度,迫使相应的企业、个人来进行权力寻租,从而产生权钱交易。典型的如国家药监局改革初始的一套制度设计,最终沦为郑*萸等腐败官员用批件换钱的寻租工具。

(二)从社会层面看,是市场潜规则”日渐演化的结果。近年来,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变化,一些市场潜规则”逐渐演变成新类型犯罪手段,且花样不断翻新,其变化主要表现:(1)市场方法被引入进了受贿作案的手段中来。入股、合作、投资等原本都是市场的方法,现在都成了受贿犯罪的手段。(2)受贿手段的期货化。一些腐败分子在职时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后,当时不收受贿赂,而是约定离职后再收受其约定的报酬,变现货”为期权”。(3)受贿方式的间接化。不少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后,往往授意请托人将财物”等贿赂交付自己的配偶、子女甚至情人等特定关系人收受,甚至是特定关系人以外的人收受,有的甚至和特定关系人以外的人通谋共同收受。

(三)从法治层面看,是受贿犯罪法制过疏的结果。我国法律对贿赂犯罪的规定主要是刑法,其对犯罪主体、职务行为以及贿赂物的范围之规定和发达国家以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比,皆有法制过疏的问题。比如,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贿赂”犯罪的标的形态泛指一切不正当好处”,财产”系指各种资产,不论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动产还是不动产,有形的还是无形的,以及证明对这种资产的产权或者权益的法律文件或者文书。而对贿赂物的范围界定,我国法律是将其限定为有形的财物”,这不利于惩治新形势下腐败行为。

事前合谋受贿共犯如何认定_受贿犯罪未遂问题研究 ——兼论“为他人谋取利益”之要件?共同受贿犯罪如何认定?新类型受贿犯罪的预防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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