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影响力受贿是犯罪吗_认定受贿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需要注意些什么?受贿罪怎么判刑?

时间:2020-09-15 22:40    分类:刑事律师资讯
京师王海英律师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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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贿罪怎么判刑?认定受贿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需要注意些什么?利用影响力受贿是犯罪吗_试论商业受贿罪的危害及其司法适用?利用影响力受贿是犯罪吗?利用影响力受贿是犯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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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贿罪怎么判刑?认定受贿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需要注意些什么?利用影响力受贿是犯罪吗_试论商业受贿罪的危害及其司法适用?

利用影响力受贿是犯罪吗_认定受贿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需要注意些什么?受贿罪怎么判刑?  第1张

利用影响力受贿是犯罪吗?

利用影响力受贿是犯罪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行为。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行为人及各有关人员的主观故意不同,直接影响到行为人及有关人员是否构成犯罪或构成何种犯罪。具体可分为以下三种情况进行探讨:

1.关于直接利用影响力受贿的情形

直接利用影响力指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关系密切的人,直接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之行为。此种情形,以行为人没有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存在共同的受贿故意为前提,如果行为人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存在共同的受贿故意,则行为人未必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而要根据具体情况以受贿罪共犯论处。

2.关于间接利用影响力受贿的情形

间接利用影响力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行为。这种情形,以行为人没有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存在共同受贿故意为前提,如果行为人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存在共同的受贿故意,则行为人不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而是否构成受贿罪共犯,则要根据行为人和“该国家工作人员”的关系而定。这和斡旋受贿犯罪的主观故意相类似,只不过后者的行为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故刑法直接规定为受贿罪;而前者的行为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因而《刑法修正案(七)》第十三条将其规定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3.关于离职后利用影响力受贿的情形

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行为。这种情形,看行为人是否和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存在共同的受贿故意,如果行为人与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存在共同的受贿故意,则行为人可能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可能构成受贿罪;如果行为人与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不存在共同的受贿故意,则行为人可能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不构成受贿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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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影响力受贿是犯罪吗——认定受贿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需要注意些什么?

认定受贿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需要注意些什么

从相互关系的基础看,是基于自然人关系还是基于职务关系。双方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有不少是血缘、婚姻、好友关系。如果基于这种纯自然人关系,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并接受其财物的,应算是违法所得,不构成受贿罪;如果双方关系的基础是职务关系,则属于行为人利用了与职务有关的便利条件”,构成受贿罪。因此,具体涉及到案件当事人时,就应认真查清双方关系的形成过程,不搞偏信,以排除单纯的亲友关系”。

从相互关系的现状看,是基于自然人关系还是处于职务关系。在现实生活中,自然人关系和职务关系常常是发展变化和交织在一起的。有的起初是职务关系,发展到私交笃厚的自然人关系,从而转化为两种关系兼具。以上基于一种关系后转化为兼具两种关系的情况,比基于自然人或职务关系的纯粹状态要复杂得多,须顺藤摸瓜,深入调查,认真考察。具体到每一件案件,必须分清是哪一种关系占主导和支配地位,可以分为以下四种情况:一是以自然关系为主,应视作单纯利用亲友关系;二是职务关系为主,亲友关系只是幌子,应属于职务关系;三是难以分清哪种关系为主,此种情况应视为职务关系,因其不符合单纯利用亲友关系;四是相互勾结、同流合污、公私关系不分。这种情况社会危害性大,隐藏性强,从表面上看似友好的自然人关系,实质是职务关系。

从相互关系的态势看,是哪一方起的主要和决定作用。在请托人、受托人、职务行为人间,如果静止孤立地考察,似乎职务行为人处于决定地位。对方的职务权利具有制约性,这种情况大多数发生在上下级关系中,职务行为人的决定权受到受托人的威慑和制约。

从相互请托的性质看,是有职务或职业的制约关系还是盛情难却,是要求还是要挟。概括社会各系统和行业间,职务(业)与职业(务)间关系大体有这么三种:一是平时没有往来,或即使有一定的往来,但无任何制约关系;二是双方相互往来较多,相互制约;三是一方总是受制于另一方。后两种情况都可能发生利用与职务有关的便利条件”的受贿。

从受托人的作用看,是起中介”作用还是终结”作用。有的受托人虽与职务行为人不亲不友,有的而且素不相识,但也通过其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接受请托人财物,这种情况构不成受贿罪,因为受托人所起的是中介”作用。

从职务行为人的心理上看,是被动地怕”而为之,还是主动地愿”而为之。

从受托人便利条件”形成的基础看,是利用职务性形成的便利条件,还是利用非职务性形成的便利条件。后者如一些著名的作家、艺术家、劳动模范等。他们利用这种社会地位,通过第三人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谋利益,从中收受财物的,不属于利用本人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不能以受贿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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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影响力受贿是犯罪吗——受贿罪怎么判刑?

受贿罪怎么判刑

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贪污罪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法律依据

《刑法》

第三百八十三条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

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第三百八十五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

第三百八十六条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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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影响力受贿是犯罪吗——试论商业受贿罪的危害及其司法适用?

商业贿赂(commercialbribery)虽然不是中国经济的“特色”,①但“透明国际“(TransparencyInternational)近年公布的统计资料表明,中国已成为商业贿赂的重灾区,其中,尤以医疗、电信、金融和建筑行业领域中的商业贿赂现象最为猖撅。②商业贿赂在中国的迅速蔓延和泛滥成灾,固然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法律规则的相对滞后却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之,在2006年年初中国拉开反商业贿赂战役帷幕后不久,经长久酝酿并数易其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六)》)即应声出台,内中针对商业贿赂犯罪刑法条文所作的修订,不仅表明了中国政府坚决治理商业贿赂的决心和意志,更为重要的是,为商业贿赂的有效惩治和防范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供给和支持。但是,由商业贿赂的复杂性、多样性和立法的抽象性以及人的智识的有限性所决定,刑事立法没有也不可能对商业贿赂犯罪司法适用中的所有问题均一一予以明确详尽的规定。为此,本文拟以《刑法修正案(六)》)关于商业受贿罪的规定为依据,③对商业受贿罪的危害实质及其司法适用中所存在的主要争议问题进行阐释剖析,以期探求商业受贿罪的立法精神,实现刑事立法在司法实践中的准确适用。一、危害实质:基于经验与实证的分析无论是市场经济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抑或转轨经济国家,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普通民众,为何一提及商业受贿,喊打之声均不绝于耳?商业受贿罪的危害实质究竟何在?这与其说是一个纯价值观的、空泛抽象的象牙塔中的问题,毋宁说是关涉商业贿赂罪本质特征的理解和把握,进而影响乃至于决定行为性质认定的核心所在。对此,我国学界和实务部门少有异议的共识是,商业贿赂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商业贿赂从根本上背离了平等、公平、诚信的市场竞争原则,破坏了正常的交易秩序;二是商业贿赂破坏了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为假冒伪劣产品大开方便之门;三是商业贿赂特别是医院医疗器械和药品采购中的贿赂行为对社会保障体系构成严重冲击;四是商业贿赂已成为滋生经济犯罪、加剧腐败的温床。④但无论是背离市场竞争法则,破坏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还是破坏社会保障制度,加剧腐败和经济犯罪的滋生,都不过是对商业受贿社会危害结果的外在表现形式的描述和反映,因而上述观点对于商业受贿罪危害形式的归纳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却并未触及到商业受贿罪的危害实质。在笔者看来,商业受贿之所以成为各国法律严密规制和重拳防治的对象,关键在于其从根本上动摇了市场经济生存和发展的基石——商业信用。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信用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根本前提。良好的信用不仅是建立和规范市场的重要保证,而且是有效化解市场风险、防范经济危机的重要条件。然而,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建立的时间较短,信用基础十分薄弱,加之信用制度不健全,当发达国家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推进而纷纷进入“信用经济时代”时,信用严重缺失的状况在我国却发展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2002年10月,商务部、中国外经贸企业协会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企业每年因信用问题造成的直接或间接损失达5,855亿元,相当于中国年财政收入的37%。具体而言,每年因逃避债务造成的直接损失约为1,800亿元,因合同欺诈造成的直接损失约为55亿元,至于产品质量低劣和制假售假造成的各种损失则至少有2,000亿元,由于三角债和现款交易增加的财务费用约为2,000亿元,由于不合理的税外收费和不必要的审批造成的各种费用约3,000亿元。⑤信用缺失的严峻态势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其中,尤以对金融业的负面影响,以及由此导致的金融信用风险的激增最为令人担忧。从1994年至今,中国证券市场为经济发展所作的贡献可说是有目共睹的。⑥然而,与证券市场的高速发展极不相称的是,中国证券市场上的违规行为也屡屡发生:无法承兑企业债券的大量发行;炒壳游戏在上市公司和券商中的热衷和盛行;新股迅速“变脸”的频繁发生……。⑦近年来,中国股市更是屡屡爆出惊人黑幕与恶性事件,从王小石寻租案、德隆系事件、闽发证券事件到基金黑幕、蓝田事件以及银广厦事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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