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贿赂犯罪案件,能否仅以涉案金额作为定罪量刑标准_贿赂犯罪?商业贿赂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是什么?

2020年11月25日 26点热度 0人点赞 0条评论

商业贿赂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是什么?贿赂犯罪?贿赂犯罪案件,能否仅以涉案金额作为定罪量刑标准_商业贿赂犯罪的有什么法律特征?

贿赂犯罪案件,能否仅以涉案金额作为定罪量刑标准?

一、“计损论罪”貌似有理,实则存有难于计量无法操作等难题。

诚如博友所言,行贿的逻辑是“送出一只鸡,得到一头牛”,相应的,受贿的逻辑就是“为了得到他人一只鸡,不惜送出国家一头牛”,而传统的量刑标准却是“鸡”而非“牛”,确实难以全面反映受贿个罪的社会危害性、与责刑相适应原则亦觉相去甚远。然而,“计损论罪”貌似能够克服上述缺陷,却同时陷入了更多的难题之中,即:

(一)“计损论罪”的“损失”现实中很难准确计量。

“向-渊而行”的思路是受贿人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即行贿人因行贿而获得的利益,“国家损失”按照行贿人的“获利数额”计算。对此,笔者不敢苟同。以生产经营领域为例,企业获利不仅取决于因行贿而支付更小成本,还在于管理水平、决策能力、市场把握等诸多因素,企业获取生产经营项目之时固然存在原罪(行贿获得),但对受贿人而言,将行贿企业后续的经营全部评价为违法、犯罪行为,忽视或无视管理水平、决策能力、市场把握这些因素,企业所得全部作为“国家损失”未免责之过苛、显失公平;若将管理、市场等因素剥离,又很难对这些因素量化。另外,该企业若在该项目中亏损或尚未完成时,受贿人案发,又将如何计算?若存在低价中标,质量出现问题等情况,损失是按照正常价格与中标价的差值损失计算还是工程出现质量问题造成工程重建及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总额计算?由此可见,受贿人造成的“国家损失”与行贿人的“获利数额”两者互有交叉,范围却不尽相同,将前者等同于后者并不科学,且也很难量化计量。

(二)并未造成国家和公共利益损失的贿赂犯罪案件,对所谓的“损失”或“获利”更难以考量。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2]22号)》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违背公平、公正原则,在经济、组织人事管理等活动中,谋取竞争优势的,应当认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在司法实践中,在相当一部分谋取竞争性利益的贿赂犯罪案件中,除了降低公众对职务活动客观公正性的信赖之外,并不存在或很难认定受贿人给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了什么“损失”,同样也很难认定行贿人因此取得的“获利数额”。即使持开放态度认定前者同样作为“损失”的一种,也是间接的、无形损失,既不可估量也与刑法上所要求的结果(损失)为直接因果关系所致的法理相违背。同时司法实践中,更有为数不少的“拿钱不办事”的受贿案件,所谓的“损失”或者“获利”更是无从谈起,又如何认定呢?对此,“向-渊而行”所主张的“相对不起诉”处理,未免过于荒谬,不仅有轻纵贿赂犯罪之嫌,更有鼓励之虞。

(三)忽视了新刑法将贿赂犯罪从渎职犯罪分离的原因。

在旧刑法(1979年刑法)中,贪污贿赂罪属于渎职罪,按照大陆法系刑法学说侵犯的都是国家法益,新刑法制定后,将贪污贿赂罪从渎职罪里面分离出来,规定为独立的一类犯罪。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贪污贿赂犯罪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新刑法为了突出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打击;另一方面贪污贿赂犯罪与渎职犯罪的量刑依据也明显不同,尽管1979年刑法典未对贿赂数额具体规定,而是以致使国家或者公民利益遭受严重损失为定罪依据(情节标准),但是自1982年后全国人大常委会相继出台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及《补充规定》,量刑依据发生了重大变化,重新设置了受贿罪定罪量刑的具体数额标准,1997年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现行《刑法》第383条、第386条规定基本上承袭了之前的立法内容,所变化的不过是定罪量刑的具体数额。而旧刑法关于渎职罪定罪量刑的依据主要是犯罪情节,1997年新刑法同样承继了这一点,并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中予以了细化。数额与情节两个不同的量刑标准同样是贿赂罪与渎职罪分道扬镳的关键原因之一。“向-渊而行”的“损失”或者“获利”标准对于受贿人来说本质上仍是一种情节标准,完全遵照恐有开历史倒车之嫌。即使按照《刑法修正案(九)》的规定,也是“概括数额+情节”的复合标准,仍与“向-渊而行”观点有着明显的不同。

二、计赃论罪源于对立法传统的承继,刑法理论的解读和司法现实的考量。

(一)对立法传统的承继。

我国第一部成文法典《法经》规定了20两金作为是否构成贪污受贿及如何量刑的重要标准;作为封建法律巅峰之作的《唐律》,详细规定了各种贪污受贿犯罪行为的方式和刑事责任,确立了计赃论罚的量刑标准;《大明律》明确规定了官吏受财实行“计赃科断”的原则。近现代以来,自解放战争始,有关边区政府颁布的惩治贪污条例中,计赃论罪成为了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直到1997年颁布的现行刑法典,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仍然坚持计赃论罪,贪贿数额满5000元具有定罪和量刑之双重意义。由此可见计赃论罪这一立法模式的历史延续性及思维惯性。

(二)对刑法理论的解读。

按照通说的观点贿赂罪的法益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不可收买性,表现为以职务换取财物或者相反,本质上体现的是一种“钱权交易”。既然是交易,必然会涉及到交易价值的多少,而将交易数额(赃款)作为衡量刑罚轻重的重要依据自然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三)对司法现实的考量。

自2015年11月1日《刑法修正案(九)》生效以来,一直有人在询问有关贿赂犯罪量刑标准的司法解释什么时候能够出台,这从侧面反映出计赃论罪对于司法实践的重要意义:一是增强了司法的便宜性、可操作性,进而有助于更有效地遏制贿赂犯罪;二是在司法人员素质整体不高、自由裁量权过大、权威判例指引缺乏的现实背景下,受贿犯罪定罪量刑规定具体数额标准有利于规范司法行为,增强司法威信。

三、计赃论罪存在的问题及计损论罪思维的部分可取之处。

尽管计赃论罪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角度都要比计损论罪更具有合理性与优越性,但是前者也并非尽善尽美,后者也绝非一无是处。

(一)难以全面反映受贿个罪的社会危害性。

影响个罪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的因素或变量很多,一般认为包括行为侵犯的法益,行为的手段、方法及时间、地点,行为造成的危害后果,行为人的个人情况及主观心态等。尽管数额在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中占有核心地位,数额大小也能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受贿犯罪个罪的社会危害性,但是却并不能完全涵盖上述决定个罪社会危害性的所有因素,也就不可能全面准确反映个罪的社会危害性。“向-渊而行”将造成的国家损失(行贿人取得的利益)因素(情节因素)考虑进入量刑依据便有了其部分合理之处。

(二)不能充分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刑法》第5条确立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即“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刑法》第61条作了细化,即“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由是观之,对于受贿罪而言,数额和情节均是影响社会危害性的重要因素,偏废一方都难以全面反映受贿个罪的社会危害程度,从而在办案过程中不能做到制刑、量刑、行刑与罪质、犯罪情节、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概言之,难以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三)影响了遏制贿赂犯罪的的社会效果。

我们知道刑法典在受贿罪量刑方面根据数额的大小(5000、5万、10万)分列了三档刑罚,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三档数额渐失指导性意义,从近年司法实践来看,贿赂数额动辄几十万、几百万、乃至上千万,以至于办案中出现了“抓大放小”的怪现象,对受贿数额在几万以下的很多都做了“内部处理”。而受贿犯罪数额10万元以上的,在选择适用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缓(在慎刑思想影响下,当前死刑立即执行已极少适用)三档刑罚时同样存在问题,即量刑并未随着数额差距的拉大拉开档次,受贿几十万与几千万几乎同等量刑的现象非常普遍。无论是“抓大放小”还是难以差别量刑都令社会对中央反腐工作产生了不应有的质疑,同时甚至引发了“要么不收,要么就多收”的反面效应,不利于发挥刑罚对受贿犯罪的威慑及预防的作用。

四、对于对受贿罪定罪量刑标准的建议。

查阅中国古代法制史,我们会发现从《法经》到《唐律》再到《大清律》,受贿定罪量刑的标准虽然以计赃论罪一直居主导地位,但逐渐从单一的数额标准向“数额+情节”的复合标准演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建国以来的历次有关贪污贿赂犯罪的立法活动包括1997年新刑法典的修订,也体现出这种趋势。综观欧美发达国家相关立法,受贿犯罪之量刑标准复合化亦是其普遍趋势。由此可见,确立“数额+情节”的复合标准不仅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世界各国的普遍共识,同时也是司法实践的现实需要。笔者认为,应借此次《刑法修正案(九)》取消受贿罪定罪量刑的具体数额标准之机,立法确立“数额+情节”并重的二元弹性模式,由司法解释根据反腐败形势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情况,对受贿犯罪定罪量刑的具体数额、情节标准作出明确。

以上就是王海英律师网小编为您整理的关于贿赂犯罪案件,能否仅以涉案金额作为定罪量刑标准的相关知识。总的说来就是。总共四大点,“计损论罪”貌似有理,实则存有难于计量无法操作等难题。计赃论罪源于对立法传统的承继,刑法理论的解读和司法现实的考量。计赃论罪存在的问题及计损论罪思维的部分可取之处以及对于对受贿罪定罪量刑标准的建议。如果您还有疑问,欢迎咨询我们的在线律师。

贿赂犯罪案件,能否仅以涉案金额作为定罪量刑标准——贿赂犯罪?

我国《刑法》将贿赂罪的内容仅限定为受贿、行贿、介绍贿赂等三种形式,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第三百八十九条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子较大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以行贿论处。”第三百九十二条规定:“向国家工作人员介绍贿赂,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按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贿赂就是行为人收受或索取的财物,立法将贿赂罪的内容仅限定为财物,认为贿赂仅指金钱或可以用金钱计算的财物,而不包括其他利益。

我国《刑法》对贿赂犯罪规定如下:

1、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2、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

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

《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二)个人贪污数额在五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三)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五万元的,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一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个人贪污数额不满五千元,情节较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3、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前款所列单位,在经济往来中,在帐外暗中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受贿论,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

4、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行贿论处。

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

对犯行贿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情节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5、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以财物的,或者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6、向国家工作人员介绍贿赂,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介绍贿赂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介绍贿赂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7、单位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回扣、手续费,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行贿取得的违法所得归个人所有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三百九十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贿赂犯罪案件,能否仅以涉案金额作为定罪量刑标准——商业贿赂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是什么?

商业贿赂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是什么

入罪标准为:商业贿赂给付方个人行贿在1万元以上的,单位行贿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应予追诉;(《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十一条)。

量刑标准为: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但法律不是公式,具体的标准得根据案件情节来综合考虑。

一、商业贿赂犯罪客体

商业贿赂罪侵犯的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秩序。商业贿赂犯罪发生于商品流通领域,是一种流通型经济犯罪,它首先破坏的是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随着商业贿赂的不断蔓延,致使经营者不得不花费大量的精力用在想方设法贿赂对方或其代理人上。这是因为商业贿赂可以使经营者的假冒伪劣产品、滞销产品也能顺利推销出去。经营者不再重视产品质量,质量意识和信誉观念淡漠,不以优质产品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而是依靠如何博得交易对方当事人的欢心来为产品营销打通道路,甚至假冒伪劣产品的经营者因为“贿赂有方”,反而能比名优产品更容易打入市场,使得市场竞争机制失调。

既损害同行业竞争者的利益,又坑害消费者,导致市场经济运行不正常。商业贿赂犯罪的危害还表现在破坏国家税收征管秩序。经营者为贿赂对方单位或个人而支付的费用通常以各种名目计入生产成本,或是巧立名目以其它合法形式的支出入账。这必然使产品成本大幅度提高,国家税收大大减少。同时,受贿往往在账外暗中进行,其回扣收入无法纳入国家税收,成为税收一大黑洞。

二、商业贿赂犯罪客观方面

商业贿赂罪在客观上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了违法的贿赂行为。违法行为是指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者政策规定、行业规范的规定的行为。商业贿赂行为包括商业行贿行为、商业受贿行为和介绍贿赂行为。商业受贿行为是指商业活动密切相关的个人,利用其所处职位或其他有利地位,不正当的收受经营好处的行为。

在此重阐述商业行贿行为,根据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商业行贿的手段有两类:第一种是经营者以财物贿赂,即现金和实物;第二种是经营者以“其他手段”贿赂,包括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财产性利益是指可以用货币计算价值,且为行为人实际取得或已经享用的物质利益,如提供房屋装修、旅游费用、考察费用等;非财产性利益是指不能用货币计算价值的利益,如迁移户口、调动工作、安排子女升学、提供性服务等等。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商业贿赂罪名均将贿赂内容限定为“财物”,范围过于狭窄。

商业贿赂中的财物,既包括金钱和实物,也包括可以用金钱计算数额的财产性利益,如提供房屋装修、含有金额的会员卡、代币卡(券)、旅游费用等。具体数额以实际支付的资费为准。依据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非财产性利益”仍被排除在商业贿赂罪的贿赂内容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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贿赂犯罪案件,能否仅以涉案金额作为定罪量刑标准——商业贿赂犯罪的有什么法律特征?

商业贿赂犯罪特征:

1、隐蔽性非常强,表现形式多样化。

商业贿赂是一种人所共知的违法犯罪行为,为了掩盖事实、逃避追究,贿赂过程往往十分隐秘,基本上都是行贿、受贿双方“一对一”进行,既没有旁证也没有书证、物证。除了直接送钱、送物,赤裸裸地进行权钱交易,有的还假劳务费、补贴、服务佣金、提成奖励等名义,或者以报销各种费用等形式,变换手法实施商业贿赂。同时,由于受贿方和行贿方都能从中获取各自的利益,行贿方通常都不主动向司法机关举报。如我局破获的应城市某化工企业高管受贿案,就是行贿方以劳务费、补贴的名义给予该化工企业高管财物。因此可以看出,商业贿赂案件同贪污、挪用公款等案件相比,明显具有发现难、突破难、认定难的特点,隐蔽性非常强。

2、行业特点鲜明,发案领域广泛化。

从全国范围来看,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短缺、垄断程度高、市场竞争激烈、管理不够规范的部门、行业和领域,往往容易成为商业贿赂的高发部位。过去商业犯罪多发生在企业等经济部门,而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已向权力容易商品化的部门不断蔓延,以往较少发生贿赂犯罪的教育、农业等部门,此类犯罪也在不断增多,且已经渗透到经济领域的各个环节,犯罪领域日益趋向广泛化。

3、窝案串案突出,犯罪人员复杂化。

近年来,商业贿赂犯罪呈群体性趋势,行贿人向多人行贿的窝案、串案大幅度上升。从我局破获的商业贿赂案件来看,违法犯罪涉及的人员较多,成份复杂,既有领导,也有中层干部及具体负责的工作人员,而且连续作案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有的是连续几年都送给个人财物。如2014年我局破获的应城市某化工企业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窝案中,多家提供工业原料的公司从有业务往来开始就一直在交易中给予“回扣”,该案涉案的人员有厂长、经理、技术部长这些有一定权力能管到原料这块的人员。

贿赂犯罪案件,能否仅以涉案金额作为定罪量刑标准_贿赂犯罪?商业贿赂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是什么?商业贿赂犯罪的有什么法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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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杨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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