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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财产性利益受贿案件如何认定_共同受贿案件中受贿数额认定解读?何为受贿罪认定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

2020年12月05日 12点热度 0人点赞 0条评论

何为受贿罪认定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共同受贿案件中受贿数额认定解读?非财产性利益受贿案件如何认定_违约性的非财产损害如何界定?

非财产性利益受贿案件如何认定?

非财产性利益受贿案件怎么认定

非财产性利益能否成为受贿犯罪的对象,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

就目前而言,以非财产性利益的受贿行为屡见不鲜。它是指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非法收受非财产性利益,而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其中,非财产性利益主要包括:介绍职业、提职晋级、入党入团、调换工作、授予荣誉称号、提供性服务等。

非财产性利益能否成为受贿罪的犯罪对象,必须严格依照本法规定。据本条规定,作为受贿罪的犯罪对象,只能是财物。当前严格将贿赂限定于财物范围之内,并以此来认定受贿罪,是符合本法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的,也是严格执法的需要。

个人受贿罪量刑标准

《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贪污罪的处罚规定】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

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以上知识就是小编对“非财产性利益受贿案件怎么认定”问题进行的解答,受贿罪中非财产性利益包括介绍职业、提职晋级、入党入团、调换工作、授予荣誉称号、提供性服务等。读者如果需要法律方面的帮助,欢迎到王海英律师网进行法律咨询。

非财产性利益受贿案件如何认定——共同受贿案件中受贿数额认定解读?

一、问题由来

由于经济发展等原因,目前对于未区分主从犯的受贿罪简单共犯均按参与额量刑往往导致罪刑失衡,此时,能否按照个人实际所得数额量刑,审判实践中争议较大,有关部门遂向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征求意见。

二、主要争议问题

一种意见认为,对于未区分主从犯的受贿罪简单共犯,应当按照个人实际所得数额量刑,以实现罪刑相当、裁判公正。我国刑法只规定对于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而对于非主犯如何处罚,刑法并无明确规定,所谓的“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理论通说,并不能作为判决的依据。因此,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对于未区分主从犯的受贿罪简单共犯,应当实事求是地按照其“个人所得额”而不是“参与额”量刑。

另一种意见认为,根据立法精神及“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理论,在共同受贿犯罪案件中,不管主犯、从犯还是简单共犯,均应当根据其参与的共同受贿数额量刑。

三、研究意见及其理由

经慎重研究,我们认为,对于共同受贿犯罪,被告人“受贿所得数额”原则上应当以其参与或者组织、指挥的共同受贿数额认定。但在难以区分主从犯的共同受贿案件中,行贿人的贿赂款分别或者明确送给多人,且按照各被告人实际所得数额处罚更能实现罪刑相适应的,依法按照被告人实际所得数额,并考虑共同受贿犯罪情况予以处罚。主要阐释如下:

1.作为原则,对于共同受贿犯罪,应当根据其参与或者组织、指挥的共同受贿数额量刑。

关于共同贪污贿赂犯罪的处罚问题,我国立法和司法的做法不一。在立法上,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朗确规定贪污共犯一律根据个人所得数额处罚。1988年《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再次明确规定对于贪污贿赂共犯根据个人所得数额处罚,只是增加了例外的规定,即对于首要分子和情节严重的主犯必须根据共同犯罪数额处罚。1997年刑法明确规定贪污罪、受贿罪分别按照“个人贪污数额”、“受贿所得数额”处罚,但未就贪污贿赂共犯的处罚问题单独规定,只是在总则统一规定对于首要分子和主犯必须根据共同犯罪数额处罚,而对于从犯和简单共犯应按照什么数额处罚没有明确规定。在司法上,2003年的《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明确:“个人贪污数额”,在共同贪污犯罪案件中应理解为个人所参与或者组织、指挥共同贪污的数额,不能只按个人实际分得的赃款数额来认定。但《纪要》未对共同受贿犯罪案件中“受贿所得数额”的理解问题予以明确,实践中的争议仍未停止。

那么,对于共同受贿犯罪的处罚原则是什么?我们认为,根据立法精神,原则上应当按照参与的共同受贿数额处罚。理由如下:(1)对从犯按照其所参与的共同受贿数额处罚,符合立法精神和立法规定,且因对从犯可以从宽处罚,并不会导致罪刑失衡。刑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应理解为“对于从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因为,对从犯从宽处罚,一定要有参照,即在什么基准上从宽处罚,是在参与的全部犯罪数额基准上还是在个人分赃数额基准上从宽处罚?很显然,只能是在参与的全部犯罪数额基准上从宽处罚,否则,必然导致罪刑失衡。

(2)对不区分主从犯的受贿罪简单共犯,一般情况下,也应按照其所参与的共同受贿数额处罚。既然主犯、从犯都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那么,对于不区分主从犯的简单共犯,自然也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如果从犯应当按照犯罪总额处罚,而不区分主从犯时却按照个人所得数额处罚,显然不符合系统解释原理。(3)按照参与的共同犯罪数额处罚是我国司法实践中处理其他类似犯罪的普遍做法。例如,1997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对共同犯罪中的以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共同盗窃的数额确定量刑幅度”,而不能以分赃数额为标准确定量刑幅度。《纪要》也明确共同贪污犯罪案件不能只按个人实际分得的赃款数额处罚。既然共同盗窃、贪污犯罪都须按照共同犯罪数额处罚,那么对共同受贿犯罪,原则上也应当如此,否则执法就不够统一。因此,对于共同受贿犯罪原则上均应当按照参与的共同受贿数额处罚。

2.作为例外,对于难以区分主从犯的受贿共犯,行贿人的贿赂款分别或者明确送给多人,且按照个人实际所得数额处罚更能实现罪刑相适应的,可以按照其个人所得数额处罚。

虽然从法理上、从立法精神上,对于共同受贿犯罪,原则上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共同犯罪数额处罚,可为什么司法实践中总是存在按个人所得数额处罚的现象?因为,不管采信哪种理论,采取哪种标准,如果过于绝对,都不可避免地造成部分案件严重罪刑不相适应。绝对地以个人所得数额作为认定犯罪责任依据,其合理性值得反思;同样,绝对都以参与的共同犯罪数额处罚,也会出现明显的不合理性。因此,必须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原则上坚持按照参与的共同犯罪数额处罚,但特殊情况下可以按照个人所得数额处罚,以实现罪刑相适应。那么,具备哪些特殊情况就可以按照个入所得数额处罚呢?我们认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1)行贿人的贿赂款分别或者明确送给多人。从司法实践情况看,行贿人因一个事由请托、贿赂多人的表现主要有四种:一是行贿人将贿赂款交给一人,由其自主分配给其他人。这种情形往往可以区分主从犯,容易实现罪刑相当,实践中问题不大,本文不作讨论。二是行贿人虽然将贿赂款交给一人,但行贿人明确是送给多人,甚至明确了每人的数额,收钱人只是根据行贿人要求转交他人。这种情形下,收钱人一般对共同受贿总额清楚,但其不一定得钱最多,也不一定是共同犯罪中作用最重要的人;而其他受贿人对他人的受贿数额和受贿总额往往不清楚。三是行贿人以宴请、游玩等名义将多人聚在一起,当面将贿赂款送给每个人。各受贿人对共同受贿的事实清楚,但对其他人的受贿数额及受贿总额往往不清楚。四是行贿人私下将贿赂款分别送给多人。各受贿人之间对彼此受贿事实有盖然性认识,但对他人是否接受贿赂及受贿数额欠缺明确认知。“行贿人的贿赂款分别或者明确送给多人”,就属于后三种情形。为什么这三种情形可以按个人受贿所得数额处罚?我们认为,这三种情形下的受贿犯罪确实有一定的特殊性,不完全适用于“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共同犯霏理论。因为,受贿犯罪与盗窃、贪污等犯罪在获取财物方式上有重大区别。索贿以外的受贿犯罪往往是被动获取财物,是财物所有人自愿、主动送给的,受贿人积极、主动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的谋利行为,并不是直接为自己获取财物,而是为行贿人谋取利益。至于为行贿人谋取利益后,行贿人是否送钱、送多少、何时送,受贿人事先往往是不明知、不确认的,更不是由其决定的。而盗窃、贪污等犯罪是通过积极、主动行为直接为自己获取财物的,财物所有人是在不知情、不自愿的情况下被骗走、偷走甚至抢走财物的。行为人对于获取财物的途径、数额、时间等不仅明知,而且是完全自主决定并积极实施的。

众所周知,“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共同犯罪处罚原则是基于这样的前提:在共同犯罪中,由于犯意相通、目的相同,虽然分工不同,但每个人的行为都在相互利用、补充对方的行为,而使数人的行为形成一个整体,每个人的行为都是他人行为的一部分,他人的行为也是自己行为的一部分,故各人不仅要对自己的行为及其结果承担刑事责任,而且要对他人的行为及其结果承担刑事责任,亦即所有共犯均须对其参与的整个共同犯罪行为及其结果承担刑事责任。这里的“结果”,应当理解为“犯罪后果”,是指犯罪行为直接导致的结果,各人对此犯罪结果都是明知或者应当明知的,这也是其承担刑事责任的基础。“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理论,完全适用于盗窃、贪污等直接获取财物的犯罪,却并不能完全适用于受贿犯罪。因为,盗窃、贪污犯罪的危害后果主要体现在盗窃、贪污数额上;而受贿犯罪的危害后果却并非主要体现在受贿“数额”上,而是主要体现在利用职便为他人谋取的利益、造成国家的损失以及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廉洁性的损害等受贿“情节”上。在共同受贿犯罪中,各人利用职便为他人谋取利益,从而直接造成了国家损失和职务廉洁性受损等危害后果,各人对此都是明知或者应当明知的,故对于危害后果应当严格贯彻“部分实行全部责任”原则。但是,受贿数额是否属于犯罪行为直接导致的结果,是否属于行为人在行为时明知或者应当明知的“犯罪后果”?我们认为,受贿数额并非受贿人利用职便为他人谋利的犯罪行为所必然导致的结果,或者起码不是犯罪的直接危害后果,故不完全适用“部分实行全部责任”原则。

事实上,在行贿人的贿赂款分别或者明确送给多人的情形中,各犯罪人不仅对受贿总额难以知情,而且,对于送谁不送谁、送多送少、由谁转送、谁收谁不收等情况,也是难以知情的。在祓动收受贿赂,且对他人受贿数额不明知,也不应当明知的情况下,仍然要求所有犯罪人均对其不明知的受贿数额承担全部刑事责任,确实情理不通。我们也注意到,在上述情形中,由于各受贿人在收受财物问题上缺乏明显的犯意联络,是否成立共同受贿犯罪,。有人提出质疑,在审判实践中,也有不少类似案件未认定为共同受贿犯罪。

(2)按照个人实际所得数额处罚更能实现罪刑相适应。罪刑相适应原则永远是法官办案时应当遵循的原则。只有实现了一个个具体个案的公正,才有抽象的一般公正。离开了个案公正的一般公正无异于空中楼阁。如何判断罪刑是否相适应,是个较大的难题,也一直缺乏客观的标准。应当考虑基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对“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共同犯罪理论作适当突破,在必要时改为按照个人实际所得数额而非共同受贿数额处罚。

3.决定按照其个人所得数额处罚的,在量刑时应当考虑共同受贿犯罪情况,作出罚当其罪的判决。

刑法明确规定对于受贿罪应当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处罚,受贿情节和受贿数额一样,都是确定量刑幅度的依据。比如刑法规定:受贿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惰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受贿数额“在五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因此,对于受贿案件的量刑,必须兼顾受贿数额和受贿情节,忽视任一方面,都是错误的。

对于共同受贿犯罪,被告人“受贿所得数额”原则上应当以其参与或者组织、指挥的共同受贿数额认定。但在难以区分主从犯的共同受贿案件中,依法按照被告人实际所得数额,如果你情况比较复杂,王海英律师网也提供律师在线咨询服务,欢迎您进行法律咨询。

非财产性利益受贿案件如何认定——何为受贿罪认定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

何为受贿罪认定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

我国《刑法》第38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司法实践中,在受贿罪的认定上如何理解和把握为他人谋取利益”一直存在争论。

一、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受贿罪的主观要件还是客观要件依据现行法律的规定,对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构成的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必要条件,但究竟是主观要件还是客观要件却不无争论。主观要件说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在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中只是行为人的一种主观意图,因此,受贿罪是一种意图犯”(或目的犯”)。客观要件说又可以分为旧客观要件说和新客观要件说,旧客观要件说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应当是一种行为,这种行为是否现实地为他人谋取到了利益,并不影响定罪。新客观要件说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只是受贿人的一种许诺,而不要求客观上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和结果。但是,许诺大多是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作出的较为隐蔽的行为,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很难有证据证明,因此并不具有可操作性。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受贿罪的主观要件是主流观点。首先,它可以把那种意图为行贿人谋取利益,但还未来得及实施或因某种原因未能谋取到利益的情形,纳入受贿罪的处罚范围,这对于国家的廉政建设具有积极意义。其次,这符合我国设立受贿罪的立法目的,即打击犯罪,维护国家公务行为的廉洁性以及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

二、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司法认定既然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受贿罪的主观要件,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应如何把握这一标准呢?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包括承诺、实施和实现三个阶段的行为。只要具有其中一个阶段的行为,如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他人财物时,根据他人提出的具体请托事项,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就具备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而收受其财物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受贿罪的本质特征即社会危害性在于权钱交易”,也就是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国家工作人员只要接受他人的请托并收受了请托人或其代理人的财物,其行为即具备了这一特征。为他人谋取利益”只是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财物与权力互相交换达成的默契。就行贿人而言,谋利益”是对受贿人的一种要求;就受贿人而言,谋利益”是对行贿人的一种许诺。从利益的实现方面来看,为他人谋取利益”存在以下几种情况:

(1)意图或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尚未实际进行

(2)正为他人谋取利益未获得成功

(3)已为他人谋取了部分利益,还未完全实现

(4)为他人谋取了利益,全部满足了要求。

对于第(2)、(3)、(4)种情形,受贿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主观意图已经表现为客观行为,检察机关通过积极的取证活动,收集到这些证据,就能够对犯罪嫌疑人的这种主观意图进行强有力的证明。而在第(1)种情形下,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意图或承诺往往是通过与行贿人的约定等活动表现出来,但这种约定可能较为隐蔽,因为贿赂犯罪本身是一对一”的犯罪,对于双方之间的默示、许诺就很难通过当事人供述以外的其他证据加以证明,增加了检察机关取证的难度。

三、对于只收受他人财物”行为的定性在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这样的案例:国家工作人员只是单纯地收受他人的财物,并没有为他人谋取特定利益的意图或承诺,他人在赠送财物时也并没有要求国家工作人员为其谋取特定的利益。这种情况在各种节日、婚丧嫁娶等活动中假借礼尚往来”的外衣尤为普遍,而且这种礼”的数额通常较大,次数较多。对于送礼人来讲,这是一种感情投资,是在为以后各种潜在的行方便”铺好路子,打好基础;对于收礼人来说,他很明白这与他手中的权力是密不可分的,而且通常情况下,他会在将来的某个时候被请求给予送礼人以某种照顾”。对于这种只收受财物,没有事前或事后的为他人谋取利益的约定的行为,按照现行法律是不能认定其构成受贿罪的,而只能按违纪行为处理,尽管收受财物的数额有时远远超过受贿罪案件中的受贿数额。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对犯罪的一种放纵,与当下严惩腐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大趋势是相悖的。行贿、受贿的方式和手段在不断翻新,人们规避法律,钻法律空子的能力也在不断增强,因此,作为打击犯罪重要武器的刑法也应顺势作出调整,以适应反腐战争的需要。

以上就是小编对该问题的回答,您有其他疑问,欢迎移步王海英律师网咨询律师。

非财产性利益受贿案件如何认定——违约性的非财产损害如何界定?

非财产性损害,是与财产损害相对应而言的,是指权利人遭受的财产损害意外的其他一切损害,它主要是指精神损害,表现为权利人的生理和精神痛苦;还包括死亡、残疾、外部名誉之损害(社会评价之降低)等。台湾学者曾*雄将非财产损害界定为最广义、广义和狭义三种情形。最广义的非财产损害是指除包括生理或心理上痛苦外,尚包括比较低层次的不快或不适。

广义上的非财产损害则泛指生理或心理上痛苦,但不包括比较低层次的不快或不适。广义上的非财产损害仅其中符合损害赔偿法规定之要件的部分,方可获得赔偿,该可获得赔偿之部分,即狭义上的非财产损害。我们所研究的是广义上的非财产损害赔偿。法律对比较低层次的不快或不适的损害不予以救济,因为人们生活在社会上,对比较低层次的不快或不适的损害有适当容忍义务。违约性的非财产损害是指因违约而生的非财产损害,即泛指因违约而生的生理或心理上痛苦。

二、以违约行为是否同时构成侵权行为,具备独立的侵权诉因为标准分别论述两种情况:具备侵权诉因的违约性非财产损害赔偿和不具备侵权诉因的违约性非财产损害赔偿

1.具备独立侵权诉因的违约性非财产损害赔偿的救济模式选择。按照美国学者贝*斯的观点,合同法的功能在于保护“正值”的交易,而侵权法的功能在于保护“负值”的交易。债务人的行为既侵犯了基于合同产生的信赖利益或期待利益,又侵犯了债权人的法定固有利益。此时,既产生了正值的损害,也造成了负值的损害,因而债务人对债权人既构成违约责任也构成侵权责任。债务人对于因违约而产生的损害当然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而同时违约行为又构成侵权行为,该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当然承担侵权责任。两种责任并不冲突,债务人同时侵犯了债权人的两种不同的法益,造成了期待利益和固有利益的双重损害,应当同时承担两种不同的责任,弥补受害人两种不同利益的损害。

违约行为同时侵犯了债权人的固有利益,如人身权、财产权受到侵犯,构成侵权行为,则在此侵权行为下造成的非财产损害本身就具有人格利益和人格属性,因而侵权行为下的非财产损害必然通过侵权责任予以救济。而对具备独立侵权诉因的违约性非财产损害的赔偿因其具备独立的侵权诉因,即该违约行为同时构成独立的侵权行为,符合独立的侵权责任要件时,债权人对该侵权行为作用下造成的非财产损害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而对其违约行为造成的期待利益损害同时承担违约责任。因为此时的非财产损害虽在合同中产生,但却是因侵权行为(同时也构成违约行为)而引起,损害了债权人的固有利益。

2.不具备独立侵权诉因的违约性非财产损害赔偿的救济模式选择。

(1)不具备独立侵权诉因的违约性非财产损害赔偿的救济模式。不具备侵权诉因的违约性非财产损害是指违约性非财产损害是因违约行为而引起,损害的仅是具有财产价值的非财产损害,而未侵害侵权法所保护的权益(固有权益),不具备独立的侵权诉因,此种违约性非财产损害的救济只需通过债务人承担违约损害赔偿责任来予以弥补即可,从而恢复到合同适当履行的情况下债权人可获得的利益。原因如下:

合同中的债权人因违约行为受到了非财产损害,如精神痛苦,这种因违约而生的非财产损害在事实上已经具有了可交换的财产价值。因为就合同的本质而言,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的合意说还是英美法系的利益交换说,合同的标的都是一种具有财产价值或者说是商业化了的给付。(大陆法系国家认为合同是双方当事人所达成的合意。英美法系国家认为合同是利益交换。)只不过此种给付的目的具有精神性,非物质性。但本质上,合同双方当事人已经把此种利益予以物质化进行了交换。正如合同的本质就是物化意志的交换。此种情况下,对违约行为造成的非财产损害的救济仍旧通过违约责任来实现。

(2)不具备独立侵权诉因的违约性非财产损害赔偿的数额确定。至于此种违约损害赔偿数额是否必须严格遵循对价赔偿原则,并不是绝对的。因为就交易本身的公平而言,就是一种主观的公平,而非客观的决对的公平。因而在赔偿不具备侵权诉因的违约性非财产损害时,也不能完全固守于客观的绝对公平。

而要适当对非财产损害的主观价值予以适当考虑。但是,无论此种不具备侵权诉因的违约性非财产损害的主观价值有多大,它仍旧需要遵循违约损害赔偿的一般原则,如可预见原则、减轻损失原则、损益相抵原则等。因而这也就驳斥了有些学者所言的给予违约性非财产损害赔偿以违约责任救济,会有损交易的公平、产生“可预见”障碍,从而阻碍商业和贸易的正常进行。

(3)不具备独立侵权诉因的违约性非财产损害产生的合同类型。因为此种合同的标的都是一种具有财产价值或者说是商业化了的给付,且该给付的目的具有精神性,非物质性。但其因而不具备独立侵权诉因的违约性非财产损害产生的合同的类型主要有以下几种:合同的目的就是提供安宁和快乐的享受;合同的目的是为了摆脱痛苦和烦恼;由于身体上的不便所造成的非财产损害。

非财产性利益受贿案件如何认定_共同受贿案件中受贿数额认定解读?何为受贿罪认定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违约性的非财产损害如何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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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杨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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